民国时期，晚明文人张岱（1597-1689？）的文章著述颇受读书界的重视，其中以周作人（1885-1967）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为最著。当前学界对张岱民国时期接受史的研究多聚焦于周作人及其弟子——整理出版《陶庵梦忆》的俞平伯（1900-1990），而对另一位与《西湖梦寻》《琅嬛文集》关系颇为密切的苦雨斋弟子沈启无（1902-1969）关注相对不足，笔者因撰小文，略述细节，聊备掌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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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缘起《近代散文抄》
沈启无对张岱的接受与推崇，盖与周作人有关。1927年4月，朴社重刊本《陶庵梦忆》面世，该本系据清咸丰间《粤雅堂丛书》刊本整理。周作人为此本作序云：“他 （引按：张岱）所选的《一卷冰雪文》曾在大路的旧书店中见过，因索价太昂未曾买得。”大抵是有鉴于此，沈启无于1930年9月编定的明清散文小品选本即以《冰雪小品》名之。该书起初因故未刊，1932年9月改名《近代散文抄》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。书中选录张岱散文二十八篇，为入选诸家之最。
沈启无编选《近代散文抄》时亦受周作人影响颇著，尤其是编选张岱散文的过程大抵可考。今按《近代散文抄》书末“抄撮书目”即载有“《张子诗文粃》二十三卷”“《琅嬛文集》十六卷”。其中“《张子诗文粃》二十三卷”系鄞马廉（字隅卿）旧藏清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二十三卷十二册，分为《张子文粃》十八卷八册，《张子诗粃》五卷四册（下简称“清稿本”。按马廉《不登大雅文库书目》著录《张子诗粃》为四卷，盖第五卷残损过甚故），今藏国家图书馆 （索书号：A01784）。该本为套格纸抄本，版心下方镌“凤嬉堂”，页眉行间有王雨谦评语。
国家图书馆藏清稿本《琅嬛文集·张子诗粃》书影
至于所谓“《琅嬛文集》十六卷”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杨健先生撰《周作人校藏本〈琅嬛文集〉略考》 （载于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18年第1期）指出其中的“《琅嬛文集》十六卷”即周作人旧藏清光绪刊本六卷（下简称“刊本”），此处“十”字衍，该本为金镶玉装，今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。
可见《近代散文抄》对清稿本《张子文粃》与刊本《琅嬛文集》皆有利用，清稿本与刊本之间存在异文，自不消说。张海新先生《水萍山鸟：张岱及其诗文研究》 （中西书局2012年版）指出《近代散文抄》张岱散文文本即根据清稿本；杨健先生经过校读，亦得出相同观点，唯对沈启无之于周作人藏刊本、马廉藏清稿本，向何人借阅何本在先，如何获悉两本有异文，则未加深考。
按沈启无曾将周作人1930年2月至1931年6月寄来的书信装订成册，题名《且将就斋藏煅药庐尺牍》 （见侯印国、金传胜辑录《且将就斋藏煅药庐尺牍》，载于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16年第7期），册中所订书信，皆为青光书局1933年出版的《周作人书信》所未收。检1930年6月10日信中云：
兹有一件事奉托，下次来时祈将放在兄处之《琅嬛文集》五本顺便带来，因想将此书交书店镶衬改订一下也。
此处所谓“镶衬改订”，盖即改装为金镶玉本。其后6月20日信中云：
但如兄说刊行张氏丛书，不知有无困难。鄙意不妨先刊《琅嬛文集》，以公同好，至于二梦（引按：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），似可暂缓也。唯《文集》恐须先雇人抄一部，再借《张氏文粃》稿本一校，便可成书矣。
今检周作人1930年6月23日记：“羡季来，交还启无借去之《琅嬛文集》五本。” （鲁迅博物馆藏《周作人日记》，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，下同）6月24日记：“又至孔德，与隅卿、建功同谈，下午返，借来《张氏文粃》一函。”此后一月间，《琅嬛文集》或在“镶衬改订”中。7月24日记：“启无同朱肇洛君来谈，借去《琅嬛文集》六册。”11月11日记：“以《张子文粃》还隅卿。”如此可知周作人于马廉处见《张子文粃》，注意到《张子文粃》与《琅嬛文集》存在文本差异，再函告沈启无，沈启无因此向马廉借阅《张子文粃》。
按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周作人旧藏清光绪刊本《琅嬛文集》有周氏校语，正是校以《张子文粃》并标注异文者，然仅至卷一《博浪椎传奇序》而止，杨健先生认为当是因沈启无借走《琅嬛文集》并长时间未归还，导致周作人未能完成校对。
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琅嬛文集》书影
笔者揣测，周作人本有将《琅嬛文集》借予沈启无助其编选《近代散文抄》之意，且1930年6月10日信中云云，似乎只是为了重装而临时催还，至于何以此时是“五本”，而7月24日再借即是“六册”，或是因重装而导致册数变化，也可能是周作人最初仅借沈启无后五册，其第一卷起初并未借出，书上眉校或系周作人初读《张子文粃》时所作。
至于沈启无最初借读《琅嬛文集》和最后归还《琅嬛文集》的时间，周作人日记缺载（周氏日记颇为简略，似不可据此窥一事之始末），且1928年、1931年日记皆缺失，故而难以确论。文献不足，姑且存疑俟考。
二、校录《张子诗粃》
沈启无对清稿本《琅嬛文集》的利用，除了对校清稿本《张子文粃》与刊本《琅嬛文集》以外，尚有抄录《张子诗粃》事，因刊本《琅嬛文集》有文无诗，故《张子诗粃》意义尤为重要。
上海图书馆藏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五卷二册 （索书号：388830-31，下简称“抄校本”），为绿丝栏抄本，以墨笔精抄并录王雨谦评语，页眉间有朱笔校字及“抄本作某”校语。该本无题跋藏印，卷首王雨谦《张宗子诗序》及卷四“五言律”后半、卷五“五言排律”残损颇多，缺字难辨，与清稿本相合。
上海图书馆藏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目录
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的校语颇为仔细，目录部分的校语多是核查正文对目录进行校补，如于目录卷三之末，用朱笔添写正文中有而目录原缺的《快读徐埜公香草吟兼贺其公郎入泮》《偶题竹林七贤图》两首诗题；目录卷四、卷五中根据正文注明各诗残缺情况。唯于卷四《甲午初度二首》题下注云：“一本作甲辰。”此“一本”即指正文校语中的“抄本”。
正文朱笔眉校，不论是简单的校字或是规整的校语，多系据“抄本”出校，以卷二为例，《和有会而作》诗“未晓舂瓶粟”，眉校云：“晓作晚。”又如“喜此偶延竚，每携明月归”，眉校云：“抄本作便可骄妻妾，施施从外归。”而《焦上瘗鹤铭》 （按：诗题当作“焦山瘗鹤铭”）诗“突犯霹雳威”之“犯”字，眉校作“起”，“隐佚轻轩冕”之“佚”字，眉校作“侠”，“立碎瘗鹤碑”之“碑”字，眉校作“铭”等，原文各字皆通，并非显误，可见此处校字当皆据“抄本”出校。
抄校本亦间有误抄误校，如卷三《木寓龙》“曹闻万年树化牛”之“曹”字，眉校云：“抄本作曾。”而清稿本正作“曾”；又如《读陆放翁剑南集》“字字不忘靖廉耻”之“靖廉”，眉校云：“抄本作靖康，是。”清稿本正作“靖康”。此类皆沈启无据清稿本抄录时出错，而以“抄本”对校时又未能取得清稿本核对所致，大抵抄录清稿本在前而取“抄本”校阅在后，中间当有一定的时间差。
上海图书馆藏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书影
按沈启无抄校本校语所据的“抄本”，当是周作人旧藏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不分卷二册，今藏国家图书馆 （索书号：109489），该本为墨丝栏抄本，版心镌“鄀公钟室钞本”，卷端题“琅嬛文集”，次第收录“古乐府”“四言古”“五言古”“七言古”“五言律”诸体。首钤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朱文长方印、“苦雨斋藏书印”朱文方印等，末钤“会稽周氏”朱文长方印等，皆周作人藏印。鄀公钟室抄本末有跋谓：“张陶庵诗残稿系出手书，光绪辛丑冬从八千卷楼丁氏假得录副藏之鸽峰草堂。” 是为周大辅（字左季，1872-约1930年代）家抄本。原藏八千卷楼的张岱手稿本散出以后曾归朱鼎煦别宥斋，复归黄裳先生，夏咸淳先生辑校《张岱诗文集》曾参考该手稿本。
抄校本校语所示“抄本”异文皆与鄀公钟室抄本相符，如卷二《和挽歌辞》其三“魂气欲和之，应来庙坞阿”，抄校本校云：“抄本注：庙坞为先父母葬地。”鄀公钟室抄本此诗末恰有此小注；又如卷四《富阳》，抄校本于诗题下朱笔添入“曾有薄田寓居富阳日久”，眉校云：“抄本题下有小字。”鄀公钟室抄本《富阳》诗题下正有此小注。抄校本比对过清稿本、鄀公钟室抄本内容，并于目录的部分诗题前以朱笔加点，卷四、卷五尤多，朱笔加点之诗皆为鄀公钟室抄本所未收。
但抄校本对鄀公钟室抄本也未尽其用，如卷四《寿周戬伯八十》，《张子诗粃》仅录两首，其二复因底本残缺，全篇佚失，且无小引。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收录四首，且前有小引云：
爰羡椿龄，荣登八帙。载瞻桐历，恰傍初秋。丹在濂溪，合就青莲花上；道存衣带，掷来紫李筵前。念岱少君九年，附温公之入洛社；慕彼四皓，因甪里之隐商山。（甪里先生姓周名述。）钦一字而定师生，删书石匮；鄙五斗而爱松菊，闭户柴桑。想当年陶写笙歌，不恋兰亭艳质；在今日优游泉石，无愧金谷高人。幸际华辰，当伸嵩祝；偶因薄冗，暂赴广陵。七十一年之斗山，瞻仰有日；二十四桥之风月，持赠何时？兹以班管霞笺，私赓白雪；兼携双柑斗酒，往听黄鹂。但愿冈阜齐庚，取彼万壑千岩而自足；箕畴待问，祗陈九丘八索而有余。三代以前，仪型公望；数世之后，接武寿谊。（洪武时，姑苏周寿谊年一百二十岁，召至宫中，历谈元事。）各赋高言，用联同调。
国家图书馆藏鄀公锺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书影
抄校本仅出校语云：“抄本四首，前有骈体小引甚长。”未抄录此序，亦未据鄀公钟室抄本补录。此外，《张子诗粃》卷四《咏方物》组诗因原本残损，脱漏颇甚，鄀公钟室抄本所收《咏方物》为无损完本，唯编次、文本与《张子诗粃》多异，抄校本亦仅就《张子诗粃》残存文本与鄀公钟室抄本互校，而未据以补抄。
综上可知，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当是沈启无借录马廉藏清稿本《张子诗粃》，借校周作人藏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的产物。沈启无有“刊行张氏丛书”之志，且得同时寓目清稿本、刊本、传抄手稿本三个版本系统，仅有今藏天一阁的沈复灿抄本未见，置诸彼时已然可谓得天独厚，而未能先行出版《琅嬛文集》辑校本，实在有些可惜。
三、校点《西湖梦寻》
张岱著作，除《陶庵梦忆》、《琅嬛文集》外，以《西湖梦寻》名誉为最著，而此书亦牵连出周作人与沈启无的一段书缘。
《西湖梦寻》最早有康熙五十六年刻本，此本为张岱族孙张礼刊刻于广东，各卷卷端有“古剑蝶庵张岱著纂、山阴曲辕王雨谦评定”，卷端、卷尾皆列参订名氏，眉间刻有王雨谦评语。此本周作人藏有一部，首钤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、“会稽周氏”朱文长方印、“苦雨斋藏书印”朱文方印等，另有“东山外史肖岩沈氏藏书之印”朱文方印、“沈印阆崑”白文方印、“虞山周左季藏书记”、“曾在周左季处”朱文长方印、“虞山周辅长生安乐”白文方印等，经沈阆崑、周大辅递藏，则周作人收得此本，或与购得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时间相近。全书共五卷五册，今存四卷四册，为金镶玉装，归藏国家图书馆 （索书号：04580）。
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《西湖梦寻》书影
今按上海图书馆有沈启无旧藏清光绪九年丁丙刻《武林掌故丛编》本《西湖梦寻》 （索书号：线普长014449）合订一册。《武林掌故丛编》本《西湖梦寻》无王雨谦评语，卷端亦无“山阴曲辕王雨谦评定”题名，并删去参订姓氏等项，仅有白文；沈启无所藏本原书卷三并有若干缺页。按此本今有沈启无过录王雨谦评语并卷端题名、参订姓氏，卷三缺页处据康熙刻本补抄，并题云：
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借苦雨老人本抄补。启无。
全书之末又有跋云：
借苦雨斋藏原刊本《西湖梦寻》五卷照录白嶽山人王雨谦眉批至丁本，中错字难免，暇当再校一过。廿六年六月廿日记。
廿六年七月八日校正错字。是日日兵在芦沟桥演习，藉故袭击宛平县城，遥闻炮声。
可知沈启无当于1937年春夏之际借周作人藏康熙本《西湖梦寻》过录眉批并校补光绪本，而沈启无个人对这段书缘当颇为重视，从此光绪本钤印累累可以窥见，如封面钤“且将就斋”朱文方印，卷首钤“茗缘藏书”朱文长方印、卷端钤“启无读书”朱文方印，卷末钤“停云小筑”朱文方印等。从此本卷五亦录有王雨谦评语及卷端题名、参订姓氏来看，彼时周作人藏康熙本《西湖梦寻》尚是五卷完帙；而周作人所藏康熙本亦为周大辅旧藏，则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彼时当亦归周作人，则沈启无借校鄀公钟室抄本《琅嬛文集》或在其时前后。
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西湖梦寻》书影
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西湖梦寻》沈启无题跋
过录评语、对勘文字以外，沈启无对《西湖梦寻》卷三引张岱《陶庵梦忆》的两篇文字《西湖七月半》《湖心亭小记》（即《湖心亭看雪》）作了更为细致的批注，可见他对张岱有着特殊的由衷喜爱。
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西湖梦寻》沈启无朱批
沈启无对《西湖七月半》的批注主要是载录各本异文，如《西湖梦寻》所引首句云：“西湖七月半，一无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以五类类之：……”《陶庵梦忆》则作：“西湖七月半，一无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七月半之人，以五类看之：……”沈启无用朱笔点明异文，并指《梦忆》之文“较佳”。
沈启无对《湖心亭小记》的批注则更为值得关注。《湖心亭小记》文笔精炼而意境渊远，如今已然脍炙人口，而其“雾淞沆砀”四字看似平易，实则难解。“沆砀”二字为白气弥漫之貌，毋庸置疑。而“雾淞”何解，似有未安，今人言“雾淞”多指树挂，然树挂似无“沆砀”之理；又金忠淳刻《砚云甲编》一卷本《梦忆》此处作“霜淞”，而字更难解。沈启无以朱笔眉批云：
沆砀：白气之貌也，汉《郊祀歌》：“西颢沆砀，秋气肃杀。”
霿淞：曾巩《冬夜即事诗》自注：“齐寒甚，夜气如雾，凝于水上，旦视如雪，日出飘满阶庭，齐人谓之霿淞。谚曰：‘霿淞重霿淞，穷汉置饭瓮。’以为丰年之兆。”他书有引作雾淞者。
此说或因袭自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剑心《晚明小品选注》一书注释。是书卷五皆为游记，其中收录张岱《西湖七月半》《湖心亭小记》两篇，前者以《陶庵梦忆》为据，后者则依《西湖梦寻》。朱剑心于《湖心亭小记》仅出一条注释，即解“雾淞沆砀”四字：
雾淞，或作霿淞。曾巩《冬夜即事诗》自注：“齐寒甚，夜气如雾，凝于水上，旦视如雪，日出飘满阶庭，齐人谓之霿淞。”又《字林》：“寒夜结水如珠，齐鲁谓之雾淞。”沆砀，汉《郊祀歌》：“西颢沆砀，秋气肃杀。”注：“沆砀，白气之貌也。”
由是则“雾淞沆砀”之意明矣；至于“霜淞”，则显系“霿淞”之形误。
周作人对朱剑心《晚明小品选注》颇有不满，曾著《读〈晚明小品选注〉》一文 （载1937年5月6日《益世报》），中谓“未及遍读，只挑了袁中郎的几首游记来看，觉得未能满意”，指摘朱剑心注袁宏道文之误；然则朱剑心竟似未见周作人的批评，故而在1947年将旧著改名《晚明小品文选》再版时，于此并未作任何修订 （参见杨焄《周作人与〈晚明小品选注〉》，2016年8月21日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第394期）。沈启无读到朱剑心书当与周作人约略同时，然而沈启无对朱剑心颇为悦纳，其校《西湖七月半》、注《湖心亭小记》，乃皆得益于朱剑心《晚明小品选注》。今人注释“雾淞沆砀”，多未遑参及朱剑心《选注》；而朱剑心揭示“雾淞沆砀”文义的一点幽明，竟早已得了沈启无这位知己。
四、亦步亦趋与“破门事件”
沈启无于1930年9月已编成《冰雪小品选》并向周作人、俞平伯索序跋，迟至1932年9月，其上册始与周作人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同时出版，而收录张岱散文的下册更是当年12月始面世。虽然出版延宕，但期间沈启无向周作人多所请益，并颇作了增订。周作人1932年1月20日记云：“启无来还《文娱》。”3月21日记云：“启无借去《寓山注》一册。”3月24日周作人与沈启无信云：“《寓山注》承采用，甚有荣光。” （参见青光书局版《周作人书信》，下同）今按《近代散文抄》“抄撮书目”中有《媚幽阁文娱初集》（注明苦雨斋旧藏，并标明未见《媚幽阁文娱二集》）及《寓山注》），则1932年沈启无向周作人借阅此二书及周作人“承采用”云云，皆与编选《近代散文抄》有关。
沈启无借阅周作人藏本编书，后来也成为其撰写书话文字的发端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沈启无撰有专栏文字《闲步庵随笔》一组，其《帝京景物略》一文 （载于1934年6月20日《人间世》第六期）即对苦雨斋所藏陶筠厂抄本《帝京景物略抄》不吝辞费，大作激赏之语；并记周作人以纪昀删订本《帝京景物略》相赠一事。
或许是天性与编校工作使然，亦或是受周作人的影响，沈启无似对书籍版本比较在意，按周作人与俞平伯重刊《陶庵梦忆》时，所见仅《粤雅堂丛书》本。其后周作人1930年5月18日记云：“下午往孔德与隅卿、玄同闲谈，取来石印《西厢记》、王刻《陶庵梦忆》各一部。”5月28日记云：“付《梦忆》十八元支隅卿。”按“王刻《陶庵梦忆》”者即清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王文诰（号见大）刻《陶庵梦忆》。周作人1932年2月24日与沈启无信略云：
偶阅《复堂日记》，抄其关于《梦忆》及《西青散记》的两则呈览。……《陶庵梦忆》王见大刻即不佞所有本，实亦不甚佳，不过比这更旧的刻本却没有了耳。
《复堂日记》卷三载有阅《陶庵梦忆》所记一则：
阅《陶庵梦忆》八卷。春间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甚工雅，伍氏《粤雅堂丛书》犹有阙失。
《近代散文抄》抄撮书目对《陶庵梦忆》版本记载如下：
《陶庵梦忆》八卷
张岱 《粤雅堂丛书》本 朴社标点本 苦雨斋所藏王见大刊本，《谭复堂日记》称其工雅，实亦不能算佳，犹有错误。但比这更旧更精的刻本，似已不可见。
这段版本评述显然承袭周作人的意见。
此后周作人购得王文诰道光二年（1822）重刊本《梦忆》 （卷七、卷八一册原缺，邹存淦据《粤雅堂丛书》本补抄，该本今藏国家图书馆，索书号：42030），并于1942年9月《中和月刊》第三卷第九期的《勤艺堂题跋抄》中加以披露：
《梦忆》八卷，张岱著，道光壬午王见大第二次刊巾箱本。《梦忆》向来有一卷本，乾隆乙未金忠淳刻入《砚云甲编》，光绪初年有申报馆铅印本，又八卷本乾隆甲寅王见大刻，咸丰壬子伍崇曜据以刻入《粤雅堂丛书》，若王氏第二次刊本则未之前闻，唯《复堂日记》卷三所云，癸酉春间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甚工雅，或即指此书亦未可知。
其后的1942年11月，沈启无编《大学国文》由新民印书馆出版，其中对《陶庵梦忆》的版本描述如下：
《陶庵梦忆》
《砚云甲编》本不全 申报馆有铅印小本《砚云甲乙编》 王文诰刻本八卷 《粤雅堂丛书》本即由王本翻刻 通行铅印本易得
《大学国文》所列版本相较《近代散文抄》更为简洁，且侧重于通行易得，故未就稀见的王文诰重刊巾箱本过多着墨，但这段描述大抵与《勤艺堂题跋抄》一致。此外，《大学国文》有一篇《复堂日记》选录，其中将周作人来信所提及关于《西青散记》和《陶庵梦忆》的两节皆予选入。这些细节都可以窥见沈启无对周作人亦步亦趋式的尊崇与致意。
好景不长，1944年3月23日，周作人悍然发表《破门声明》，双方从此即断绝师生关系。1945年7月27日，周作人撰写《关于近代散文》，谈的自然是早年间研读和编选“近代散文”的事，其中提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门人，但是对沈启无及《近代散文抄》绝口不提，黄开发先生《言志文学思潮研究》 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）认为：“此文带有揭老底的意思，暗示沈氏《近代散文抄》的编选思路和手眼并非自出机杼，而是依傍老师的门户。”此说甚是。且周作人自称彼时已经转向关注李贽和六朝文学，塑造了自外于“晚明小品热”的形象，然则周作人自己在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及同时所撰其他各文中均未提及李贽，陈文辉《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》 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）指出周作人对李贽的阅读和了解主要发生在抗战爆发以后。想来周作人乃有意用记忆模糊为遁词，写出更有利于自己的“供词”，此为“破门事件”以后周作人惯用的手法；而沈启无与周作人也并非心照如一，尽管指责沈启无“欺师灭祖”或许有些过分，但沈启无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两人之间“渐行渐远”已是事实，“破门事件”的爆发亦当有其必然之理在，高恒文《周作人与周门弟子》（ 大象出版社2014年）叙之甚详，此不赘言。
正好沈启无对周作人的“亦步亦趋”，也有些“夫子奔逸绝尘，而回瞠若乎后矣”的滞后，虽然沈启无对晚明文学续有深耕，于六朝文学也有所旁涉，但他确实没有太多关注李贽，他在紧跟周作人的同时似乎并未太多地想到必须形成一个独立的“自我”，这就给周作人留下了相当的口实。
总体而言，沈启无对张岱的接受与推崇，几乎处处皆有周作人的影子，只是沈启无早年拟刊“张氏丛书”的设想终未付诸实践，学者亦难知晓他对张岱研究有先行的功劳。
五、未解的人缘与书缘
令人唏嘘的“破门事件”发生以后，沈启无似仍保持着对张岱的推崇喜爱，念兹在兹，直到人生晚年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开发先生曾经访问沈启无之女沈兰，获悉有关情形，载在《言志文学思潮研究》的《关于沈启无》一文：
（沈启无）1948年南下时，把在北平的二十八箱藏书运到上海，寄存在朋友家中，只拣一部分珍贵和心爱的图书留在身边。1950年回北京时，把寄存在上海的书送给了上海文物图书馆（后改名上海图书馆）。沈启无去世后，傅梅还把他校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稿本二册和《琅嬛文集》二册（上海杂志公司）、《陶庵梦忆》一册（朴社）及校订本二册送北京鲁迅博物馆。他去世前一再叮嘱，要把他多年研究的《张宗子诗文集》找回来送北京图书馆。傅梅托人把书找回来了，1971年11月由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张一德送交北京图书馆。其余的书籍、字、画等，被毁或抄走。
承上海图书馆袁恩吉老师赐告，上海图书馆藏沈启无旧藏书，有沈启无整批捐赠者，亦有上海图书馆零星购入（或间有后续零星捐赠）者。沈启无整批捐赠之书当是捐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（按“上海文物图书馆”当为“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”之误记），光绪本《西湖梦寻》即在该批捐赠图书之列。这批捐赠图书索书号为连续排列，其中有多部可志沈启无与周作人之书缘者，如民国刻本《白下琐言》 （索书号：线普长014464），封面有“闲步庵惠存。苦雨”字样，为周作人签赠沈启无之书；又清光绪刻《香雪崦丛书》本《群书斠识》 （索书号：线普长014456），亦为周作人旧藏，有“岂明经手”朱文方印、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朱文长方印、“苦雨斋藏书印”朱文方印等章，该书署名常庸，即平步青之化名，为平步青校读群书之札记，其中读《陶庵梦忆》所作札记指出张岱卒年九十三，此说近年始为学者采信，乃周作人、沈启无或早已知悉。
上海图书馆藏民国刻本《白下琐言》书影
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《群书斠识》书影
至于茗缘室抄校本《张子诗粃》，则在上海图书馆零星收购或受赠的沈启无旧藏之列，故索书号次序参差，不能据索书号相邻情况判定是否为沈启无旧藏。笔者未能遍阅各书，仅检得明崇祯刻本《媚幽阁文娱》《媚幽阁文娱二集》两函 （索书号：线普388792-807）亦属沈启无旧藏，书上并无沈启无题跋或藏印，仅《初集》内朱笔圈点眉评颇多，不知出自沈启无之手否，沈启无专栏《闲步庵随笔》中有《媚幽阁文娱》一文 （载于1934年4月20日《人间世》第二期），介绍自藏《媚幽阁文娱初集》《二集》，从1932年沈启无编选《近代散文抄》时仅借周作人藏《媚幽阁文娱》、尚未寓目《媚幽阁文娱二集》来看，沈启无获藏《媚幽阁文娱》全套当在1933-1934年；又检得明万历刻本《三注钞》 （《三国志注钞》《世说新语注钞》《水经注钞》，索书号：线普389137-40）亦属沈启无旧藏，函套有周作人题签“三注钞十六卷/廿九年六月所得”，各册首钤“苦雨斋藏书印”朱文方印，当为周作人1940年购得，并于1944年前付沈启无。周作人1933年3月31日致信沈启无：“《三注抄》云已售去，殊觉可惜。”乃七年之后购得此本，可弥补此前交臂相失之憾。
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《媚幽阁文娱初集》书影
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《三注钞》书影
至于沈启无生前嘱咐家人找回送归北京图书馆的《张宗子诗文集》，未审系马廉旧藏清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与否。1933年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已经著录“《张子文粃》十八卷《诗粃》五卷”，可知马廉生前已将此书捐赠北平图书馆，列于善本甲库。其后抗战事亟，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装箱运沪，又择取部分运抵美国暂存。日伪政权控制下的伪教育部在周作人的主导下，于1942-1943年南下上海劫运部分运沪善本，入藏伪北京图书馆，并编成《国立北京图书馆由沪运回中文书籍金石拓本舆图分类清册》。检《清册》并无张岱《琅嬛文集》清稿本，沈启无可能与闻此事，或许彼时他也对未能“寻回”此书而耿耿于怀。
抗战复员以后，原存沪善本书陆续运回，而运美善本书则因内战未能运沪，延宕至1965年始由美国运抵台北，后又辗转归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昌彼得在该批善本运台后曾参与清点工作，并撰《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》 （参见《版本目录学论丛》，学海出版社1977年），中列“《张子文粃》十八卷《诗粃》五卷”，则清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为存沪善本，抗战复员后即归北平 （林世田、刘波《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迁台善本古籍的几个问题》对存沪善本回迁北平探讨颇详，参见《守藏集》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）。沈启无后续是否得见其书，该书是否一度再次失散于外，则未得而知。
又按，今上海图书馆藏有《琅嬛文集》抄本五册二十二卷 （索书号：线普长002064），面貌与马廉旧藏本基本一致，残缺亦皆相同，当系据其影抄。蒙上海图书馆袁恩吉老师赐示，此本为南社姚光（1891-1945）捐赠上海图书馆之书。1940年4月11日姚光曾致信袁同礼询问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古籍运沪存藏情况 （参见姚昆群、姚昆田、姚昆遗编《姚光全集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）：
贵馆《善本书目初编》中所载之书，未知刻置何地。敝处颇多相同之本，亦有原向贵馆录副者，今劫余残缺诸种，异日拟托补钞配全耳。
由此可知，姚光曾就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藏书录副若干种，则上海图书馆藏《琅嬛文集》二十二卷抄本或系1933-1935年间姚光向北平图书馆借阅影抄者。
上海图书馆藏抄本《琅嬛文集·张子诗粃》书影
行文至此，笔者仍不能确定沈启无遗愿交还北京图书馆的《张宗子诗文集》具体所指，今所见清稿本《张子文粃》《张子诗粃》卷端页均有挖改印章痕迹，其中缘故亦未得而知；加之沈启无本不以立言见长，“破门事件”以后更是寂寞潦倒，其文字亦随之星散寥落，至今仍亟待董理，颇觉遗憾。唯窥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古籍之流离分合、上海图书馆前身各馆藏书之繁富驳杂，因治丝益棼而茫然无措的同时，亦不免为其聚散无常而感慨系之。如今正当安平之世，但愿公藏古籍皆能落实就地保护，避免无谓动迁，俾学者有考镜源流之便，庶几不至于疑者传疑；而典守者亦得恪尽文物古籍保护利用之职，想必乐见其成矣，于公于私，谁不谓为尽善耶？以上仅就目力所及略陈管见，敬希方家不吝惠教。
附记：
本文写作过程中，承上海图书馆郭立暄、袁恩吉两位老师一再赐教，惠示良多；蒙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杨健、肖亚男两位老师赐示资料，不吝谬赞。又承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、天一阁博物院李开升、首都师范大学南江涛、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等诸位老师审阅文稿，匡谬正讹；复旦大学苏杰、杨焄两位老师耳提面命，屡赐教诲，特此致谢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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